徐強 || 從五通佚簡看朱自清與舒新城的交往
· 文學研究 · 主持人語
作家手稿是作家文學創作最為原始的文字記錄，從手稿（包括提綱、草稿、初稿、二稿……、定稿、謄清稿等）到清樣到初版本到修訂本，形成了作品文本生成的完整鏈。西方當代文學理論的“發生學研究”就是“考察一個文本從手稿到成書的演化過程，從而探尋種種事實證據，了解作者創作意圖、審核形式、創作中的合作與修訂等問題”（拉曼·塞爾登等：《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可見研究作家手稿，也即研究作家作品從構思到最後完成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因而，近年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作家手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單以作家手稿出版而言，新的《魯迅手稿全集》已經編竣，胡適留學日記手稿、老舍《駱駝祥子》手稿、巴金《寒夜》手稿、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手稿都已影印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誠如魯迅所說，從作家書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近年來作家書信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胡適遺稿與秘藏書信》、《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手跡》、《鄭逸梅友朋書劄手跡》等書的相繼印行，更使作家書信研究逐漸活躍起來。這就使對作家手稿的研究，也逐漸從作家作品拓展到作家書信。本期三位研究者的作家手稿研究論文，不約而同地都在探討現代作家的書信手稿，就是一個明證。
徐強一文從《朱自清全集》失收的朱自清1932年12月22日，1936年11月5日、11月26日和1937年1月15日、3月23日致舒新城的五通佚簡手跡切入，參照朱、舒兩人日記，對這五通佚簡的寫作時間和具體內容考訂甚詳。進而又較為全面地梳理了朱自清與舒新城交往始末，尤其分析了為文學史家長期忽視的舒新城的散文創作，並對舒新城在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作了初步評估。
袁洪權詳細查證了鄭振鐸1934年11月29日、1938年2月17日和1940年8月12日致趙景深三通信劄，以及1956年2月27日（或28日）致巴金便箋。文中征引大量寫信人、收信人和他人的作品、日記和回憶等，糾正《鄭振鐸全集》對此三通信劄寫信年份或日期的錯置，大致確定新發現的致巴金便箋的寫作時間。並進一步以小見大，具体地呈現了鄭振鐸與兩位收信人的深厚友情。
宮立則集中考釋了樓適夷的晚年書信手稿，即1982年6月25日，1983年2月23日、3月12日、5月18日和1985年5月12日致施蟄存信，以及1987年8月31日致《新文學史料》編輯部信。文中不僅考定了這六通信的寫信時間，而且對信的內容都作了詳細釋讀，對這些信所反映出的施、樓兩位對1930年代文學的追憶、看法和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壇的態勢，都作了較為詳細的探討。
這三篇論文具有如下的共同特點：一、所討論的對象，也就是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二、都從考證作家書信手稿入手，包括確定寫信時間和釋讀信中內容。三、都能在此基礎上不同程度地進一步探究，力求回到歷史現場，對信劄所顯示的時代背景、作家交往和文壇趨向等都有所揭櫫，從而能夠超出書信具體內容本身，對現當代文學史上若干共通的問題提出新的考察視角，這大概也是作家書信手稿研究的魅力之所在吧。
主持人簡介：
陳子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現代中文學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名譽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近現代文學分會副會長、巴金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料研究，著有《從魯迅到張愛玲》、《張愛玲叢考》、《簽名本叢考》、《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等，編有周作人、郁達夫、張愛玲等現代作家的文集和研究資料集多種。
朱自清作為傑出的現代散文家、詩人、批評家、古典文學學者和影響深遠的文學教育家，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也是現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大高地。自1988年開始出版、經過十年之久陸續出齊的十二卷本《朱自清全集》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文獻功能。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全集》體例及內容方面仍有明顯缺憾。以書信卷為例。朱自清與他那個時代的一般文人一樣，書信交往是最重要的交際手段之一。朱自清日記常常記錄寫信事件，在1941年開始還形成一個習慣，即每日開列寄信人詳單。按照這個詳單粗略統計，從1941年1月到1948年逝世前，八年間總共寄出信2308封。這個數據不可謂不龐大，再由此推算，其一生書信之作必然遠大於此數。但留存下來的書信不多，《全集》將其收入第11卷，總計只有286封，可能僅占其一生全部信劄的一個零頭，而這其中還包括給陳竹隱的這種完整保存下來的大宗信件（75封），大量與遊對象未被反映出來。
近20多年來，《全集》失收文獻不斷出現。筆者近年從事朱自清基本文獻研究，也留意搜求佚文佚簡，所獲不菲。1992年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手跡》一書收有朱自清致舒新城及中華書局編輯的九封書信手稿影件，均為《全集》失收，具有較大文獻價值。本文主要對其中覆（致）舒新城的五通佚簡加以解說，兼述朱、舒之間的交往之鱗爪。
先將五封信整理如下：
A【1932-12-22】
新城我兄：前奉惠示謹悉一一。本擬勉力湊一文奉上，課務碌碌，卒不如人願，思之恨恨，乞諒之。倘承少假時日，當能有心報雅命。在滬時，叨擾，謝謝。是日談笑極痛快，至今念及，臉上猶浮微笑也。劉君均此、內子附筆問候。弟自清頓首。二十二日
B【1936-11-5】
新城兄：
手教敬悉。承
惠允印行語文半年刊，極為感謝，惟尊意印三十二開本，頃已目驗，印五號字（約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五十面），仍太薄，印四號字，又太難看，此間同人意仍擬印二十五開本，略仿光華中國語文研究辦法，正文用四號字，引文用五號，夾注用六號，標點印在行中（但每行卅一字，每面十二行），如是五六萬字，亦可得一百七十面至二百面。不知
尊意如何，仍乞
裁酌示覆為感！附奉合同稿乙紙，並請審核，如有不便之處，即乞一並
示及，謝謝。大著尚未收到，先此道謝。敬頌
弟 自清 頓首 十一、五
C【1936-11-26】
新城兄：
承
D【1937-1-15】
新城兄：
語文因上海將出版語文月刊，決改為“語言與文學”，以免混淆。稿件頃收齊，遲半月，至歉！因創刊關係，字數稍多（共占八萬五千字地位），不知 局方可通融否？弟等意見，此種刊物，每期定價不必一律，創刊號不妨稍高，或正文及引文一律改用五號字亦可。但如不得已，將弟稿及《登州方言考》、《釋省偗》刪去亦可（刪去之稿盼立即掛號寄回為感！）。煩瀆之處，實深慚悚，諸祈
E【1937-3-23】
新城兄：
兄詳酌見覆，至感至感！敬頌
著祺！
五通信編號及繫年，為筆者所加。原信均不綴作年，僅綴月日，部分書信邊白處蓋有中華書局收信日戳記，沒有戳記的部分，根據有關史實不難推斷，理由從略。這五通信，是目前僅見朱自清致舒新城信。它們補充了兩位文化巨擘之間交往行實的若干信息。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漵浦人，中國現代傑出的出版家、教育家。1920年代上半葉先後任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主任、東南大學附中研究股主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因推行“道爾頓制”而有名。1928年，應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之聘，任《辭海》主編。1930年起，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兼圖書館館長，全力主編《辭海》。1958年出任辭海編輯委員會主編，主持《辭海》修訂工作。
朱自清與舒新城的交往，始於上海中國公學共事時期。中國公學是20世紀初的著名教育機構，1906年由返國的留日學生在上海創辦，旋獲清廷資助，在吳淞建立校舍，進入民國後逐漸發展為一所附設中學部的綜合性大學，梁啟超一度擔任董事長。中國公學以新學教育為主，思想活躍，名重一時，後來湧現出不少知名校友。1921年6月，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師兼教育科主任的舒新城，因對校方教育主張不滿而辭職，旋即在張東蓀邀請下赴吳淞，任中國公學中學部主任。到校之初舒新城抱負宏偉，希望實現自己的教育主張，開始約請教員，“教員之以‘聲應氣求’而來者，有葉聖陶、朱自清、陳兼善、常乃惪、劉延陵、劉建陽、吳有訓、許敦谷諸人”，再加舒新城本人，合為九名“自願負學校全責的所謂專任教員”。兩個月後的1921年9月，擔任揚州江蘇省立第八中學教務主任的朱自清也因工作糾紛憤而辭職，在劉延陵介紹下轉赴中國公學中學部任教國文。舒、朱在這裡成為同事，並共同經歷了一次學生風潮：當年10月，中國公學舊派教員煽動學生鬧事，驅逐銳意革新的教務長張東蓀、中學部主任舒新城，同時攻擊朱自清等八名新派教員。為表抗議，朱自清提議停課，得到葉聖陶等的讚成，於是相攜離開吳淞，返回上海。同年11月9日，朱自清與中國公學中學部同人葉聖陶、吳有訓、舒新城、陳達夫、常乃惪等人遊上海半淞園，並合影留念。當月，在胡適調停下，風潮以反對革新的舊派教員被辭退的方式結束，但朱自清、劉延陵隨即離開中國公學，返回杭州繼續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舒新城則繼續在中國公學（1922年該校更名為吳淞中學）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實行男女同校、分組制與選課制、試行道爾頓制，在教育界名噪一時。也正是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為他幾年後加盟中華埋下了種子。1923年終因道爾頓制推行問題的分歧，舒新城從吳淞辭職遷居南京。因此，舒新城入中國公學時間早於朱自清、又晚於他而離開，兩人共事僅兩月左右而已。但如上所述，朱自清之入該校，乃是舒新城網羅的結果。這說明兩人之間無論在教育理想上，還是在個人性格上，都是志同道合、互相欣賞的。而作為同一戰壕的戰友對抗風潮的經歷，無疑加深了這種認同感。
朱、舒的另一個重疊經歷，是共同作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少年中國學會由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成立於1919年，以“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是“五四”時期最重要的進步社團之一。1921年11月，朱自清由鄧中夏、左舜生等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922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第四次會員大會在杭州西湖船上召開，正在杭州浙江省立一師任教的朱自清參加了這次大會，並負責記錄。1923年4月，學會以通訊投票選舉第四屆評議會候補評議員，朱自清與邰爽秋、惲代英、楊賢江、高君宇、劉仁靜等八人當選。同年11月，在會員李儒勉、曹芻、楊效春、穆濟波、惲代英五人介紹下，舒新城加入該會。《舒新城日記》中這一時段日記闕失，但1924年以後乃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關於少年中國學會及其成員交往的記載很多，可證舒新城在該會中曾經十分活躍，其個人也十分珍視這一段履歷。
舒新城1930年後直到1949年前主要生活在上海。朱自清則於1925年北上擔任清華教職，“七七”事變後隨校南遷，1946年返回北平之前主要生活地有昆明、成都、重慶，考察兩人行跡在同一地方的交疊，只有朱自清1932年暑期在上海居停的十幾天內。1932年7月，朱自清結束了在英國為期一年的訪學假期，乘船準時歸國。據日記及年譜，7月31日朱自清抵達上海，其未婚妻陳竹隱及友人王禮錫、胡秋原等到碼頭迎接。8月1日起頻頻會晤友人，8月4日在杏花樓酒家與陳竹隱舉行婚宴，日記記“客來至多。晤天縻、延陵諸老友。大醉不省人事”。8月6日二人赴普陀度蜜月，16日返滬後訪王禮錫、陸晶清、柳無忌、柳亞子、夏丏尊等，17日在聚豐園再次宴客，據王伯祥日記記載，座中有方光燾夫婦、章雪村、徐調孚、葉聖陶夫婦、夏丏尊與王伯祥本人。8月19日晚陳望道、胡愈之來訪，晚胡愈之邀宴，客則有茅盾、方光燾夫婦、葉聖陶夫婦、夏丏尊、徐調孚、王伯祥夫婦、章錫琛。8月20日朱自清夫婦回到揚州老家小住，十天後即北返清華，從此朱自清再也沒有到過上海。
本文涉及的五封信分作兩組：寫於1932年的A信一組，其餘寫於1936到1937年的四封為一組。下面分別對兩組信中的若干隱含信息略加箋釋。
A信主要回應約稿事宜。舒新城早於1930年正式入職中華書局，該局當時編有《新中華》雜誌，是與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相抗衡的綜合性期刊。舒新城約稿，或係為該刊所約。
從信中透露的信息看，1932年8月間朱自清在滬居留期間曾晤見舒新城，或許受到他的招待，故有“叨擾”之說；“是日談笑極痛快，至今念及，臉上猶浮微笑也”，則依稀浮現歡會之場景氣氛。《舒新城日記》本時段缺失，而朱自清此期日記俱在，按照朱自清當時習慣，重要交遊當有記載，但實際每日交往史實與名單中，確實未見提及舒新城，或係漏記。
劉君，指劉濟群（原名劉舫，舒新城日記多稱為楫君）。舒新城在成都高師任教期間與該校學生劉舫結識。因坊間流傳有關二人戀愛的傳聞，導致1925年四、五月的“驅舒”風潮，校方致函督辦公署派兵追捕，舒新城被迫離開成都赴南京從事著述。1930年二人在上海重見，稍後墜入愛河，劉即來滬定居，1931年年末起兩人開始共同生活。
1934年，舒新城的紀實散文集《故鄉》由中華書局出版。當年10 月13 日朱自清為作評論《內地描寫——讀舒新城先生〈故鄉〉的感想》。《故鄉》緣起於1931年10月舒新城一次返歸故鄉漵浦的見聞經歷。當時，正在擔任中華書局編輯所長的舒新城接家信得悉父親在老家病倒，於是從上海啟程返鄉探視。這是他闊別七年後重返漵浦。他於途中持續給正在鎮江中學任女生訓育主任的楫君寫信，後來把這些書信整理出來，成了《故鄉》一書。全書包括116篇，以一個在大都市生活若干年的知識分子視角描寫當時中國內地農村社會風貌和鄉村家庭生活，可以說，這一部非常接地氣的鄉村考察記，是舒新城為現代文學貢獻的一部獨特的散文佳作，也是一部“非虛構”傑作，兼具文獻資料價值與文學價值。舒新城自言：“此書所述，雖然是以我父親為中心的家庭瑣細與當時耳聞目見的社會斷片，大概是現在中國農村家庭與農村社會的普遍現象，則此亦可視為‘現代中國’之部分的真實史料。”朱自清在評論中高度估價內地描寫題材作品的重要性，認為要勝任這種內地描寫，最好的就是像舒新城這樣“生長在本地而又在外邊來去的人”。朱自清表示自己讀了《故鄉》一書“知道了內地的許多情形，覺得很有意思”，認為該書“很顯豁，很活潑……像尋常談話一般，讀了親切有味。這種談話風的文章，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文章呼籲人們多關心內地，以寫出中國的切實的情形。
朱自清對於舒新城的《故鄉》的好感，有著相當的內在邏輯必然性。朱自清本人向來重視對民間生活、底層生活的訪集，早年曾參加北大歌謠研究會和《歌謠》周刊的學術活動，後來還開設歌謠研究課程。1926年他作《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就鮮明地提出“為一般研究者計，我們現在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我們得走兩條路：一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學術價值，二就是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在他本人的散文創作中，有一類題材寄寓著他傾心記錄和思考民間生活的趣味，如《溫州的蹤跡》、《旅行雜記》（1924）、《綏行記略》（1936）、《蒙自雜記》（1939）、《重慶行記》（1944）等都是。他還數次為出自學生輩作者的、帶有采風意義的作品熱情洋溢地作序，例如1928年為清華畢業生羅香林《粵東之風》作序、1939年4月為聯大學生劉兆吉的《西南采風錄》作序，1939年他在蒙自為畢業生紀念刊《清華第十級年刊》題詞中明確指出了“內地”、“農村”認知對於聯大學子的重要性：“向來批評清華畢業生的人都說他們在作人方面太稚氣、太驕氣。但是今年的畢業同學，一年來播蕩在這嚴重的困難中間，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諸君又走上了這麼多路，更多的認識了我們的內地，我們的農村，我們的國家。諸君一定會不負所學，各盡所能，來報效我們的民族，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的。”所有這些，也都明顯體現了朱自清關懷內地、認知鄉村的理念與趣味。有此理念與趣味，也就無怪乎他對《故鄉》一見傾心，欣然命筆、予以好評了。我們甚至可以想到，當他嗣後寫他的《蒙自雜記》、《重慶行記》等篇什之際，腦海中未嘗不曾浮現出舒新城《故鄉》的影子。
有一個頗有意味的細節值得指出。前文說到劉濟群曾赴鎮江中學擔任女生訓育主任一學期，時在1931年下半年，而當年12月起，舒、劉即正式成為生活伴侶。朱自清信末綴有“劉君均此、內子附筆問候”，從這一口吻看，朱自清過滬時當見過劉濟群，此時舒、劉共同生活已經大半年，朱自清應該明了舒、劉之間的實質關係。舒新城《故鄉》一書作於1931年10月，正是兩人共同生活的前夕。而1934年1月舒新城在該書序言中仍說：“此書由民國二十年十月我歸家省視父病途中寫給在鎮江之友人楫君的書信整理而成。”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朱自清在《內地描寫》中也承襲了“友人”這一說法，說“這本書原來是寫給一個朋友的許多信集成的，像尋常談話一般，讀了親切有味”。
第二組信中的BC兩封都提到舒新城的一本書，不妨先從這裡說起。B信說“大著尚未收到，先此道謝”,C信則首先報告對舒新城《狂顧錄》的體會與評價。《狂顧錄》是舒新城1919年以來的雜文選集，由中華書局初版於1936年 7月。其編輯緣起，是1934年劉濟群受聘為中華書局編輯民國以來雜誌報紙目錄，陸續發現舒新城1919年後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幾十篇，建議付梓，舒新城乃在此基礎上增刪篇目而編成是書。全書分為隨感、紀遊、談影、剩簡、雜文五類，共收文35篇。朱自清為人誠懇，評人鑒文不作虛誇恭維之詞。他用“直白心懷，不加雕飾”來概括舒新城的文字，十分貼切。朱自清又特別指出“與陸費諸君書，尤為透達，具見真誠，其味甚厚”，見出他對朋友贈書不是敷衍了事。
《狂顧錄》中“剩簡”欄下收有書信13通，全部寫於1928年至1934年之間，其中有6通的收信人是陸費伯鴻，即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舒新城1930年元旦起始正式出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與陸費逵兩人是中華這一現代出版重鎮的兩大巨頭，也是推心置腹的知交好友和配合無間的事業夥伴，兩人聯手締造了中華書局1930年代的輝煌業績。舒新城筆頭勤奮，他有一個習慣，即喜以書信形式與陸費逵討論學問、思想、工作，雖然他們常年同在一局、朝夕盤桓，也不吝筆墨形諸文字；1938年陸費逵遷往香港以後，更是如此，談學論道的信動輒長達一兩萬言。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習慣是：舒新城日記中不僅備載當日行實，而且以其常人罕有的理性思維，細密分析事理、剖白心境、反省自我，這種虛實兼備的日記自然篇幅甚長，內容豐富。日記本是私密寫作，但舒新城的日記手稿很多時候對於陸費逵是不加保密的；他常常連續多日針對某些工作業務、甚至個人生活問題，在日記中整理思想，作出判斷，當來不及給陸費寫信交流時，幹脆就將日記攜交陸費詳細參閱。所有這些都可以見出兩人坦誠以待、毫無芥蒂。許多重要書信的底稿，他都貼附在日記本上，但《故鄉》中致陸費逵這六封信卻不見於日記中。這六封信入集時分別加以標題：《遷居與個人生活》、《用人》、《治事與應酬》、《移售舊藏近代刊物》、《人生》、《知識即權力》。其中前四篇主要談個人生活及公司事務，但廣泛牽連到思想認知與治事原則；後兩篇偏重於思想交流，這些詳剖細闡的文字，觀點鮮明，論理切實，少有虛飾浮誇。“剩簡”中其他七封的收信人分別是孫俍工、林叔和、劉棠猷、黎錦熙、汪怡、古柏良等友朋，主題則涉及治學、論畫、家庭問題、留學、注音漢字問題、教育出路等，也無不如此，從中特別能見出舒新城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特別是曾國藩為人治事方式的影響，一方面又特具強烈的現代人格意識而強調自由、平等、開放等基本原則，從而形成一種以理性、嚴肅、自律為主調而不乏浪漫追求的人生觀。在文風方面，朱自清與舒新城差異明顯。朱自清有文學家的自覺，又深受現代小品文（Essay）文風的影響，明顯比舒新城少了些正襟危坐，多了些俏皮靈動。但在嚴肅、理性而浪漫的生活態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翻讀朱自清集中談到人生問題的一些篇什，如《正義》、《論自己》、《論別人》、《論誠意》等，會發現在真、誠、自我、群己等很多命題上，朱自清的態度與舒新城十分契合。這些顯然正是朱自清欣賞舒新城《狂顧錄》的內在原因。
這一組信主要關涉的事務，是《語言與文學》一書的編輯出版。該書後於1937年6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署“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這正是C信中所說的“敝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師生的學術組織，從1928年下半年開始活動，正式成立大會則在1928年12月7日舉行，朱自清出席並作題為《雜體詩》的講演，其後長期擔任負責學術的委員。學術刊物的編輯出版是該會主要活動內容之一。1931年4月開始出版《中國文學會月刊》，發表同人著述，朱自清任該刊顧問及編委會委員，俞平伯、浦江清、鄭振擇、林庚、安文倬等先後任編輯。1932年11月24日，朱自清曾打算以該會名義請魯迅到清華演講，遭到婉拒。1933年2月24日朱自清主持中國文學會會議，提出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編纂《詩話人繫》兩項計劃，後經同人努力，果成《詩話人繫稿本》，朱自清擔任主編。1933年9月學會改選，朱自清繼續擔任負責學術的委員，聞一多負責出版，其餘職員皆由學生擔任。通觀自1928年到1937年近十年間該會的蹤跡，可謂是組織嚴密、制度完備、活動頻仍，各種演講、討論、合作研究、出版等有序推進，在促進語言文學學術方面作為很大，為現代學術組織樹立了一個典範。
1937年6月，清華中國文學會主辦的《語言與文學》創刊，朱自清等人擔任該刊編委。朱自清的《詩言志說》即刊於該期頭題，其他作者則有楊樹達、王力、浦江清、陳寅恪、聞一多、許維遹、孫作雲、彭麗天、余冠英、李嘉言及英國漢學家斯坦因等，陣容不可謂不豪華，因而在學術界影響甚巨，朱自清後來說：“這一期似乎流行得還廣，我後來在西南幾個大都市裡都曾見過這個小冊子。”由於稍後“盧溝橋事變”爆發，隨著清華大學南遷，《語言與文學》這本原擬定期出版的學術刊物，只出一期就再無續篇，成為令人惋惜的“絕響”。這個夭折的辦刊計劃一直令朱自清有所不甘，在清華北歸後的1946年10月，重新擔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即謀劃復刊，當年10月21日，新的《語言與文學》周刊就在《新生報》上開始發刊了。朱自清親自擔任主編，余冠英具體負責編輯，朱自清後期的很多作品（如《標準與尺度》中的多數篇章）都在此面世。該刊到朱自清逝世前夕已經出版了100期以上，為北平學術界一個重要學術陣地。這可以說是朱自清與舒新城戰前學術合作的一個輝煌延續。
從這一組信，我們得到幾方面的認知與聯想：一、該刊主編雖由作為學會出版委員的聞一多擔任，但實際負責策劃、聯絡的是朱自清，借用的也是朱自清與舒新城舊交這一層方便關係，甚至在具體編務、設計方面，朱自清都投入了巨大精力，其一絲不苟的責任心和學術態度值得崇敬。二、該刊並非一開始就定為現名，籌備階段曾以“語文”為名，為避重名才改為“語言與文學”。現代“語文學”曾經以其綜合混沌性質而顯現出勃勃生機，後來隨著“語文”這一概念讓渡給基礎教育學科和語言學，“語文學”也從學科目錄上銷聲匿跡。假如這本著名期刊堅持原始命名且能持續出版，也許“語文學”會有不同命運。考慮到當今學科分化時代的種種弊端，跨越語言與文學的、渾融性的“語文學”大有激活的必要，朱自清的原始命名在此際帶給我們啟發性的思考。三、1948年朱自清在《〈語言與文學〉發刊的話》回顧到戰前這本刊物，說“那時打算作為季刊，但是第一期正式出版，盧溝橋事變就起來了”；但從佚信B所說的“惠允印行語文半年刊，極為感謝”來看，刊物實為半年刊，朱自清後來“季刊”的說法應出於誤記。四、朱自清和舒新城這一對作者/出版者之間互相尊重、互相成全的關係，以及朱自清先人後己的作風。從朱自清的話語中，不難感覺到朱自清對出版人的體諒，例如在圖書定價、篇幅上考慮到中華的成本壓力，所以在D信中除了積極建議定價稍高外，還主動表示可以刪稿，而首選刪掉的是自己的《詩言志說》。這種做法體現了朱自清一貫的謙抑忍讓風範。而該信右側批示兩個大字“不刪”，無疑出自舒新城的意見，顯示了後者對朱自清的尊重。觀《語言與文學》成書，除了堅持用32開本這一點之外，其餘的各方面幾乎都滿足了朱自清信中的要求。朱自清對於這次合作顯然十分滿意，在整個出版過程中和見書後，他另有致編輯的多封書信商量事務工作，其中1937年5月2日一封表示“貴局字體甚美，校對亦精。同人等甚為滿意”，7月16日一封則表示“封面式樣及印刷，皆頗清新，同人等甚為滿意”。
《朱自清全集》書信卷收有給兒子朱閏生（1925~2011）的信數通，其中一封寫於1948年5月28日，即朱自清逝世之前的兩個多月前。信中透露的消息，為朱自清與舒新城的交往史留下了一段不無意義的餘音。
1948年的中國大地內戰方殷，朱自清雖為清華大學教授並在中文系主任任上，但生活仍然拮據，並為多年胃病所苦。朱閏生係朱自清前妻武鍾謙所生六個孩子中的第四個，也是朱自清的第二個兒子，他在揚州長大，當時已經成年，因經濟不支，中學畢業後未能升學，在《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的幫助下進入報社工作。馬星野是朱自清在溫州十中任教時期的學生，1928年入清華園就讀，與朱自清又有頻繁交往，終生對朱自清執弟子禮。他對恩師的哲嗣照顧有加，加之朱閏生天資聰穎、勤苦工作，很快從校對升為編輯，並拿到較高的薪酬，期間不斷匯款資助貧病交加的父親朱自清。朱自清在這封信中照例對閏生多所叮嚀，最後附筆詢問說：“你仍在資料室工作嗎？舒新城書甚盼一讀，久聞其名矣，又及。”
朱自清所關注的“舒新城書”，無疑是指《我怎樣恢復健康的》一書。該書在朱自清寫這封信之前的1947年7月，剛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的由來，是1941年陸費逵在港遽然謝世以後，中華書局在內外交困中面臨一次巨大危機，舒新城數番到港料理，又主持上海業務，期間政局複雜、工潮不斷，舒新城被迫多方周旋，又加之家事繁多、經濟不敷，在沉重壓力面前，舒新城於1943年大病一場，遷延經年。“於醫藥無效之際，抱著極其沉重的心情，努力於健康方法的追求”，後來終於戰勝疾病，漸漸康復。在朋友們的督促下，本來就對衛生、營養、健康之學頗有研究的舒新城應《大公報》社長胡霖邀請，1945年秋天在該報“現代人生”版（後來轉移到“大公園”）開辟專欄寫作“健康與人生”（後改題為“我怎樣恢復健康的”）系列文章，介紹自己康復的過程與經驗。文章發表後影響巨大，讀者來信不斷，後又在《新中華》開辟“健康通訊”專欄。這些專欄文章在1947年結集為《我怎樣恢復健康的》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面世後同樣一紙風行，幾乎成為舒新城著作中最為暢銷者。舒新城本人也很珍視這次著作經歷，查舒新城日記1947年以後直至新中國時期，每有向友朋或需要此類讀物的讀者贈送該書的記載。
朱自清在西南聯大時期就染有嚴重胃病，戰後回到清華園，病情不斷加重，苦不堪言，《朱自清日記》對此記載翔實。1948年前後朱自清致朱閏生信，也每每談及個人健康狀況。例如在此前3月29日的信中曾説：“我最近又病了六天，還是胃病，不能吃東西。這回瘦了很多，以後真得小心了。”在5月28日這封信中又説：“父的胃病第二次發作後，恢復極緩……”料想朱閏生在給父親的信中提及舒著也是很自然的。“我怎樣恢復健康的”這一話題對於沉屙之下的朱自清無疑具有極大吸引力。但或因中華書局地處上海，戰爭導致流通不便，舒新城這本洛陽紙貴的新著在北平遠沒有在南京易於見到，所以朱自清在書出一年後還沒能讀到這本書。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十二指腸潰瘍、腎炎和肺炎並發在北平逝世，文壇震動。他在生命最後時刻，大概都無緣一讀那本他也許寄予厚望的救命之書。舒新城在上海聞知朱自清的死訊，在13日日記中寫道：“報載朱自清於昨日死於北平，現年五十一，友好又弱一個，其死也可稱完全於窮困，中國文人之壽命大多為五十餘歲，可見社會環境之促人壽命也。”他應該還不知道老朋友朱自清生前多麼期盼讀到他的書。不過，即使讀到，這本書能夠挽救朱自清於垂危中嗎？後人在唏噓之餘難免會作無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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